公元947年，是中国北方极不寻常的一年。这一年正月，契丹（辽）太宗耶律德光兵不血刃进入后晋都城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俘虏后晋出帝石重贵，后晋灭亡。他在后晋皇宫崇元殿穿上通天冠、绛纱袍，以中原皇帝的身份接受胡汉百官朝贺，改国号“契丹”为“大辽”山东原油期货配资，改元“大同”，摆出一副要做全天下的共主、把燕云与中原连成一片的恢弘架势。
可仅仅过了两个多月，这位刚刚在中原“登极”的皇帝就撑不住了。从河北到河南、从山东到山西，义军蜂起，州县易手；河东的刘知远也在太原称帝，建后汉，旧晋藩镇纷纷响应。耶律德光先是恐慌，继而失望，对左右说出那句被《资治通鉴》记下来的千古名言：
“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！”
随后他以天热、探母为由，于大同元年（947）三月引兵北还。然而，他最终没能活着回到上京。四月，行至河北栾城杀胡林，耶律德光病死途中，终年四十六岁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这位年初还在开封受百官朝贺的“大辽皇帝”，死后竟被破腹去脏、实盐北运，被汉人讥讽为“帝羓（bā）”——也就是“被做成腊肉的皇帝”。
要理解这句叹息与这具“帝羓”背后的历史重量，不能只看947年春天那几个月的溃退，得往前倒十几年。
一、从“父皇帝”到“孙皇帝”：契丹早已是中原棋局里的庄家
936年，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夺帝位，向契丹求救。耶律德光出兵助其灭后唐，换来两样改变中国历史疆域格局的东西：一是石敬瑭称臣称子、尊耶律德光为“父皇帝”；二是割让燕云十六州。这一步让契丹第一次实质性拿到中原北大门——从今北京、大同一线以南，再无天然屏障挡住骑兵南下。
此后十几年，后晋内部在“称孙不称臣”还是继续屈辱侍奉契丹之间反复摇摆。石重贵继位后态度转硬，耶律德光便以此为口实，连年南征。到946年秋冬，关键一击来了：后晋以杜重威为元帅，率主力北上拒契丹，结果在滹沱河中渡桥一带被契丹与降将赵延寿合围。耶律德光以“立你为中原天子”为饵，诱杜重威举军投降——晋军主力一夜瓦解，全军恸哭震野。
这就是耶律德光敢进开封的底气：不是他打赢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统一战争，而是后晋把自家最精锐的牌桌拱手送了出去。
二、进开封后，他先当皇帝，再当强盗
947年正月入汴后，耶律德光起初并不全是暴戾面孔。他也杀过民愤极大的降将张彦泽，也下诏“自今不修甲兵、不市战马、轻赋省役”，也对冯道一类士人摆出“救百姓”的姿态，甚至在城楼上说“我亦人也，汝曹勿惧”。这套操作说明他不是没想过做中原之主，而是半懂不懂——懂一点汉家礼法、冕服、百官朝贺的外壳，却没真理解一个农耕帝国靠什么运转。
外壳一披上，草原旧习立刻露出来：
其一，“打草谷”。契丹骑兵不给粮饷，纵兵以“牧马”为名四出劫掠，“自东西两畿及郑、滑、曹、濮，数百里间，财畜殆尽”，丁壮死刃下、老弱委沟壑。
其二，括借钱帛。分遣数十使赴诸州，将相以下、士庶之家一概搜刮，以严诛相逼，等于把汴梁到各州刚投降的精英阶层一起得罪。
其三，扣押藩镇。把来朝见的后晋节度使、刺史留在开封不放还镇，地方权力真空，谁也压不住底下反辽的火。
这三件事叠在一起，性质就变了：他不是在中原“建政”，而是在中原“抄家”。
三、中原不是草原：义军一起，契丹的优势全废
草原骑兵在野战、奔袭、威慑上极强；但当中原百姓“多者数万、少者千百”结寨攻城，当澶州王琼、相州梁晖、陕州赵晖，以及宋、亳、密等州相继反杀辽所置官将时，契丹的优势就失效了——巷战、城防、补给线、地方动员，都不是骑兵能解决的。
更要命的是刘知远。他本是后晋河东节度使，在太原称帝、打出“逐契丹、复中原”旗号后，旧晋藩镇几乎一边倒向其靠拢。耶律德光发现：自己手里只有开封一座孤城，四周州县却在成片变黑旗。加上947年春河北以南渐热，塞北人马不服水土、疫病流行，北撤路线也可能被掐断。
所以他那句“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”，表面是惊诧，实质是自认误判：他原以为杜重威一降、石重贵一俘，中原便如草原部落般“可臣”；没想到真正让一个农耕帝国运转的，不是都城那一顶皇冠，而是州县、粮赋、士绅、乡兵和藩镇之间那套盘根错节的秩序——你砸了它，它就反过来把你吞掉。
四、从“大辽皇帝”到“帝羓”：杀胡林里的最后一幕
北撤途中，耶律德光还留下一句更清醒的自评，即所谓“三失之训”：
“纵兵掠刍粟，一失也；括民私财，二失也；不遽遣诸节度还镇，三失也。”
这不是谦辞，而是承认：契丹不是输在兵力，是输在不会治理中原。然而，这番醒悟来得太晚了。
947年四月，耶律德光北撤走到河北栾城，热病骤重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至临城，得疾；及栾城，病甚，苦热，聚冰于胸腹手足，且啖之。丙子，至杀胡林而卒。”这位年初还在开封崇元殿戴上通天冠、接受汉官朝贺的“大辽皇帝”，就这样死在塞南初夏的暑气里。
真正让这段败退显得格外刺眼的，是他死后的处置。《新五代史·四夷附录》写得毫不避讳：“德光……卒于杀胡林。契丹破其腹，去其肠胃，实之以盐，载而北，晋人谓之‘帝羓’焉。”《旧五代史·契丹传》也近乎同辞：“契丹人破其尸，摘去肠胃，以盐沃之，载而北去，汉人目为‘帝羓’焉。”
所谓“羓”，本就是游牧社会中以盐腌制牛羊肉、制成干腊以便久藏的做法；汉人把这个词安到一个死去的契丹皇帝身上，就成了专属于耶律德光的“帝羓”——直白说，就是“被做成腊肉的皇帝”。
后世通俗叙述常补一句：述律太后在上京传话“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”，而时值盛暑、千里北运必腐，才有御厨仿制畜肉之法剖尸实盐。这一细节在正史里并无明文，更像是宋人笔记与后世演绎叠加出来的画面；但无论主导者是太后、御厨还是随军契丹贵族，处理本身确有其事——它未必只是“应急防腐”，也符合契丹贵族墓葬、尸身处理中常见的去脏、盐矾、香药防腐旧俗。
可即便如此，这幕场面仍然极具讽刺：几个月前，他是穿着汉家冕服、改国号为“大辽”、准备做全天下的皇帝；几个月后，他的尸体被像一头被宰的大牲口一样破腹、掏肠、塞盐，装在车上北归，最后葬入上京怀陵。那个在杀胡林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大概还惦记着“若得复吾本土，死亦无恨”的耶律德光，终于被中原的暑热、民变和自己的政策一起，逼回了草原；而连他的遗体，也没能体面地“以中国天子礼”归葬，而是以草原“羓”的方式，被押回故土。
这也让那句“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”，多了一层新的重量：他不是输在一场败仗，而是从政治、人心到身后之名，都被中原这块土地“反弹”得干干净净——活的时候没镇住中原，死的时候也没保住一个皇帝的体面。
五、一句叹息的历史分量
耶律德光死后，辽军裹其“帝羓”北归，中原势力短暂恢复；此后辽朝退回燕云，再没真正试图直接统治黄河南北。换句话说，947年这场“百日入主”，是契丹帝国从“北方草原—燕云二元政权”走向“跨长城大帝国”的一次试水，也是唯一一次最接近成功、又最惨烈失败的一次。
所以，回到那句话本身——“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”——它不是中原人天生桀骜，而是耶律德光把“中国”当成可一次性榨取的战利品，而不是要长期经营的共同体。一个能改国号为“辽”、能穿汉服受百官贺的皇帝，和一个仍在纵容“打草谷”、最后连尸体都被做成“帝羓”的可汗，同一个人身上撕扯不开，这才是中原只留他三个月的真正原因。
也正因此，这句叹息与这具“帝羓”，后来常被史家拿来当作契丹汉化边界的标志：耶律德光懂“南面官”、懂汉礼、甚至懂一点天命话语，但他没真正懂，中原的“制”，从来不在刀锋上，而在州县与田亩之间；中原的“礼”，也从来不只是冕服朝贺，而是对文明秩序最起码的敬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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